青春献给核事业——刘 素

       我是1964年上海交通大学冶金系特种冶炼专业的毕业生,工程师,1985年退休。(当年中央决定撤销青海核基地,生产任务即将结束,职工退休年龄大大提前,这时我大女儿正在上海生心脏病住院,所以未提高级职称就匆忙退休了。)                                                              

       我家在北方的一个小城市,所读中学倒是一个省重点中学。 1959年7月我高中毕业,一天下午我从宿舍到校传达室看看,那里的人讲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被我的弟弟拿走了(我与弟弟同班,他被清华大学录取),于是我飞奔回家,看到通知书上录取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当时我又惊又喜,喜的是“交大”也是名校,惊的是我怎么会被"交大"录取? 我填报的志愿全是北方的学校,北京最多,专业也全是物理、无线电之类。弟弟的专业也得到了改变,后来推测是我们高中学校给改的。因为解放前约在1941年_1945年,我的父母集体加入过国民党。在1959年那个时代,家庭政治背景已能决定你这个学生能否读大学,能否读机密专业,再一个可能是我班同学报南方大学的少,北方轧堆,学校的调整也有情可原。因此至今回忆起此事,我仍感激我的高中母校--河南省新乡市第一高中,特别是那位太行山下来的老革命党支部吴书记没有把我和弟弟打成另类,比起我班二位女同学(她们家庭政审不合格未能读大学)我们很幸运,这样我也就稀里糊涂地上了“上海交通大学”。 "
     
       在大学五年里,我们接收了良好的教育,我由一个共青团员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并较好地完成了学业。毕业时我和许多同学一样,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当系里宣布我被分配到“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到青海报到时,我也愉快地接受了。虽然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但自己是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经过二天一夜的火车, 我在1964年7月30日晚上到达青海省西宁火车站。同车到达的还有七八个来自北京、武汉等地的应届毕业生。在站前爬上了迎接我们的单位大卡车被送到西宁大厦(也就是一个三四层高的楼房,当时与西宁市其他房子相比是鹤立鸡群啦!)报到后,我们又被大卡车送到一个叫“小楼”的招待所,它是到达“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所在地的中转站。                                                                                                                   
       住在“小楼”报到过的几百名学生,在头二三个月里除了政治学习外,没有什么事可做。只记得进行了严肃的保密教育,隆重地保密宣誓,但是没有一个领导对我们说单位是干什么的。直到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大家隐隐约约意识到是干这一行的,也只能是好友之间窃窃私语,大家都很兴奋、自豪,感到这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学校这一届共分去几十个人,光冶金系就有七八个,还有电机系的、自控系的等。 
                                 
       到了十月底,正逢青海省听从中央指示组织干部队伍下乡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或“四清”。下去查农村干部的经济问题(如干部的多吃多占,帐目不清…)和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是补划土改时漏划的地主、富农,也就是除了土改时划的地主、富农外,再划一些所谓漏划的地主、富农,这真是没有阶级敌人也要找出阶级敌人。我们住在小楼的人,少部分(政审通过)进入单位,大部分(政审未结束)派往青海省省长王昭(文革时被整死)组建的青海省四清工作团。因为我们都是刚出校门,没有社会经验,就分散编入到青海省的“四清”队伍中。为了保密,对外称我们是来自北京的“北京学生劳动实习大队”。经过了几天的学习培训,对下去的人,要求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跟青海省果洛自治州的一个妇女干部到青海省湟中县一个生产队搞“四清”,住在一户孤儿寡母家里。这个山沟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只有一两间土胚房,而且只有一间房子里有烧热的土炕,我俩就挤在房东的热炕上,由於我紧贴房东睡觉,刚开始我怕虱子爬到我身上,就把多余的床单裹起来,不久我在一次组织生活会上做了检讨,缺乏“工农兵”感情,当然也受到大家的帮助,革命者怎么能拒绝“革命虫”(那时下乡的人对虱子的美称)呢!没错,“社教”结束时人人都和“革命虫”亲密无间。吃饭也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早上带皮烧熟的土豆沾沾盐或者辣椒,中午青稞面饼,晚上青稞面片,有的人家只能吃吃手抓乔麦面粉。早上起来到河边去担水先把河面上的冰敲开,再把水舀到桶里,我从来未挑过水,当我把担子放在肩上时,水桶前后左右摇摆,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最难做到的同劳动啦。烧柴缺乏,晚上都是不洗脸,不刷牙,不洗脚就睡觉。由于卫生条件差,我就感染了蛲虫,每天大便上面都有许多白白的小线虫在蠕动。春节回西宁整顿,医生给我开了打虫的药,叮嘱吃药的几天里禁荤,可我捨不得放弃吃肉的机会,于是等下乡后再吃。吃药后的大便成紫色,几天里房东的猪变成了大花脸,因为没有专用厕所,把猪圈当厕所,常常是要一面赶猪一面大便,在那天寒地冻的情况下,猪也想吃点热食。  
                              
       我们学生下去搞“四清”,主要是协助青海干部工作,例如给社员开会,动员他们揭发干部的问题时,我们要做好记录、整理材料、補划漏网地主、富农时要计算剥削量等等。我所在的生产队队长是富裕中农,我反复计算(根据解放前几年他家的劳动力与雇工人数)他家的剥削量怎么也达不到富农标准。可是在那种气氛下,几次社员揭发批斗后,他终于顶不住上吊自缢了,这个穷山沟又多了一户孤儿寡母。到后来在工作组的协助下,让我们的房东做了生产队长,但死者的弟弟已放出话“这笔帐是要算的”。回忆这次“四清”运动,无益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和生产力的提高,反而去挑起矛盾,最后丢下个烂摊子,工作组拍拍屁股走路,后遺症可想而知。
                                               
       1965年7月份“社教”结束,我们学生大队回到“小楼”,大部分人政审通过,约在8月份从西宁乘火车到海宴火车站,凭出入证再转基地自己的火车,终於到达单位。我系金相专业的一位同学在小楼住了近一年,政审未通过,重新分配。 
   
       这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核基地。它位于青海省海宴县金银滩大草原的银滩。夏天的草原很美丽,晴空万里,蓝天白云,雨过天晴,我们的厂房像坐落在无边的绿色地毯上,再往远处眺望,隐隐约约能看见白雪皑皑的山峰,夜晚星光灿烂。有一天晚上我带一个小朋友从单位电影院出来,她问我:“刘素孃孃,谁在天上挂了这么多电灯?”如果是现在我就回答她,是造物主上帝。在这寂静的草原上,偶尔还能看到牧民赶着成群的牛羊路过我们的生活区,他们扬着鞭吆喝着,牛羊像千军万马奔腾,扬起一股股尘埃,太壮观了。但好景不长,草原一年只有七、八、九三个月的无霜期,这时我们才能脱掉棉大衣,仍穿着厚厚的毛线衣过夏天。冬天冰天雪地零下二十几度,出去人人戴口罩,帽子手套齐全。春秋季节常常是风沙弥漫。更难克服的是氧气稀薄,只有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二,米饭夹生面食发粘,水不到80度就开了。在这海拔三千多米的草原上没有一棵树。在生活上国家当时还是很照顾我们的,有些东西还属特供,例如西北地区不产稻,而我们单位每人每月供应10斤大米,每人每年供应5斤花生米(据说是国务院周总理亲批),我们常常捨不得吃等探亲回家带给孩子吃。

       就是在上述条件下,没人因生活艰苦想逃离,那时大家都年轻精力旺盛,一心一意想把交给自己的工作做好。我所在的车间是核弹体的核心车间,所在小组是给X材料搞防腐蚀涂层。这个小组前前后后有60余人,大部分来自清华、北大、哈工大、西北工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等高校,其次是中专生和高中生。组长是留苏回来的,他对大家的业务抓的很紧,空下来还要大家学习外文,可惜66年“文革”开始后他被下放到西宁学习班。 
  
       七十年代初院厂分家:九院主要搞科研;留在青海的称“221”厂,它的主要任务是核武器的批量生产、工艺研究、储存性能研究…。当时组内多数人员随着九院迁往四川,我是留下的。车间让我当组长,我是党员服从组织决定,以后和组内同志一道努力,用各种涂料做了无数的试验,最终选出一种XXX涂层,而且成功地解决了工艺上的难题(设计了特殊的装置),涂在产品上确保了武器的储存寿命。为此我们小组连续几年被评为221厂先进集体,这一攻关项目还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上述涂层的诞生经历了“文革”的疯狂年代,特别是1969年底到1972年院厂分家,在上万人走与留的动荡不安的时期,疏于管理,基地发生了电厂爆炸、机密资料丢失、炸药工号爆炸等事故。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趁机派遣赵启民(原海军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和赵登程(原空八军副军长,公安部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三办主任)简称“二赵”,带领上百名军代表和几百名转业战士来破案,杀气腾腾开进基地。将草原进行封闭,火车停运、不准职工探亲、写信受检查等等,扬言要抓反革命,抓特务,这里的反革命是一串串,反革命集团是一堆堆。先是一上班每人发一张纸,写自我交代(有一个工人没啥好交代被逼就写:“我偷了两个原子弹装进袋袋里”)和揭发别人的材料,之后人人被抄家(包括单职工宿舍)名曰“保密大检查”。接着大开杀戒,几次万人宣判大会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战士,一次是在一个操场上宣布所谓“犯罪分子”罪行后,立即将“犯人”拉往不远的草地上让群众看着枪决。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次是枪毙基地医院的一个老医生(外科主任),那次大会是在电影院前面的小广场上,连电影院顶上都架着机枪对着会场,我排在队伍的最前面离他最近,看见他一直在低头静听,当宣布死刑时他大吃一惊抬头看观众,这时后面的战士立刻把他架在卡车上,拉到离生活区房子很近的地方毙啦。前后共枪毙了5个人,其中还有二个技术人员,一个老工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活活整死的还有一个厂领导,一个专家,一个工程师,一个老工人,伤残者几百名,几十名职工自杀,几千人挨整,白色恐怖笼照着大草原。1971年9月13日林彪爆炸之后,“二赵”得到应有的惩罚。最后没有挖出一个反革命,受害者统统平反。“二赵”对青海核基地犯下了滔天罪行,对221厂人心的伤害成为终生抹不去的记忆。

       经过血的教训我们都变得谨小慎为。记得我把五岁的儿子第一次接到身边,为了一句活他还挨了打,至今我都没有忘记,一天他和几个小朋友一起玩,大家拉着手一面跳一面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儿子说“放屁”,一个小朋友马上向我告状,我吓坏了出手就打,他脸上立刻出现一个红手印,儿子哭了我痛在心里。由于事业的需要,在此忆起往事还觉得有愧于家中老小,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均由婆婆一口一口喂大(因基地高寒缺氧,事业特殊,不适合婴幼儿生长,双职工均把孩子放内地),她的辛苦付出是我们无法偿还的。孩子长大后当我们要纠正他们的不良习惯时就讲:“改不了啦,谁叫你们从小不带我们?”又如我的大女儿得风湿性心脏病住院,我一看信就泪流满面,丈夫因工作离不开,二个人的假期给我一个人用也就一个多月,我们考虑她出院后更需要人照顾,就没有立刻探亲回来,几年后她还抱怨我们她生病住院了我们都没有马上回来,类似的许多事说不清也道不明。由于孩子从小不在身边,互相缺乏了解,长大后跟父母多少有些隔阂,这是我们草原上的双职工普遍遇到的问题,也是其他人看不见摸不着,更加体会不到的。                                                                                                                                                
       青海省海宴县的银滩大草原经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度过了腥风血雨的年代,我们的事业为国家争取到了应有的国际地位,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93年正式退役。厂房经过了多年的清理,还了草原一片静土和蓝天,目前已成为青海省海北洲政府所在地。在原生活区的入口处,树立着一尊16米高的花岗岩纪念碑,上有“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见照片)12个镏金大字,碑文几百个字,彰显了它的丰功伟绩,使它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青海省的一个旅游景点。



       退休回上海的几百名 “221”厂的职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群体,每个人都很平凡,都把青春献给了核事业,正如一首“平汉路小唱”的歌词:“当年的小伙子,如今白了头”,这些白了头的老头老太都得到了国家较妥善地安置:住房、退休工资、看病等都有保障。在沪老同志每年相聚一次,会场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大家有说不完的话,回忆青春,回忆草原,回忆“221”厂的趣闻乐事,谈论现在的家庭生活,许多人帮子女带孙辈弥补了自己的孩子从小未带的遗憾,也尝到了天伦之乐。当听到X同志走了,大家表示叹息,转而互相勉励,希望身体健康,过好幸福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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